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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但绝对自由下，也有绝对的残酷。北生所内部评估非常严苛，每5年进行一次，评估标准为学术成果是否有足够国际影响力。受邀参与评估的“国际小同行”数量至少10人，需要匿名书面回答三个问题：依据过去5年工作，北生所的课题负责人在你所在的研究所、大学能否得到晋升？这5年的研究成果，有没有对你所在的科研领域产生影响？课题负责人所做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，能不能使其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军人物？第一次评估，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；第二次评估，三者都要满足。首次评估通过后，实验室经费升至每年300万元，如果评估失败，实验室主任和手下全部人员都要离开。“所以我们是铁打的营盘、流水的兵，实验室主任的权责利是一致的。”王晓东说。

　　　　父子之间的交流也一点点变得顺畅、自然。申聪考上职高后住了校，时不时往家里打电话，每次给申军良打电话，总能聊上很久，“生活，家里事，想起啥聊啥”；申军良和晓莉出去忙，申聪也会带着弟弟打扫卫生，提前做好饭，时间一到，电话就打了过来：“爸爸中午回不回来呀？”

　　　　专家建议，随着中央科技委成立，下一步应从顶层设计上理顺整个基础研究资助体系，对同类项目进行清理，明确不同科研管理机构的资助定位，比如基金委更聚焦原创性或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，以长期滚动资助为主；科技部负责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关的重大专项和国家实验室，抓大放小，进行“有组织的科研攻关”。

　　　　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（简称“北生所”）所长王晓东看来，当下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陷入的困境，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底层逻辑：科研的自主权到底该给谁？

　　　　美国官员宣称，政府采取这些举措的目的之一，是为了“降低美国消费者的能源成本”。但现实情况是，美国政府为了达成政治目的，忽视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，这些行为，也在进一步延缓美国达成气候目标的进度。

　　

　　《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》第二卷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，在全国发行。

　　2020年11月《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》一书出版发行后，在广大青年学子中引起热烈反响。《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》第二卷沿用原有体例，通过24篇访谈实录，讲述了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，深入高校调研考察、关心指导大学生的生动故事，充分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对大学生成长成才始终高度重视、念兹在兹，为我们树立了“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、青年工作的热心人、青年群众的引路人”的光辉典范。

【编辑:曹子健】

保丽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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